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难以置信的事情，@新京报我们视频被禁言了。但这并不是最惊讶的，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件事竟然让众多网友拍手称快。新京报怎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这次新京报被禁言的起因主要源于疫情期间几篇引发争议的报道。
首先是关于北京疫情的病毒来源。6月15日，吴尊友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从病毒的组成结构来看，此次病毒不像北京两个月以前出现病例的毒株，更像欧洲的，但是欧洲的不代表来自欧洲国家。
《新京报》在对吴尊友解答新发地新冠病毒的来源的报道中出现重大纰漏，完全曲解了吴尊友的说法，在遭受普遍质疑之后，新京报不得不道歉。
其次是 关于北京新发地咽拭子样本测试事件。人民日报发文称：“共采集核酸样本8186件，截止目前，5803份咽拭子样本的检测均为阴性”。新京报删掉了“截止目前”这四个字，发文“新发地采集核酸样本8186件，5803份咽拭子为阴性”。这很容易让人认为检测结果全部出炉，除去了5803份阴性，其他的2000多件全是病例？
还有关于李兰娟院士对病毒的言论，新京报报道称“新冠病毒零下二十度可存活二十年”。但是李兰娟院士的本意，是想说明冷冻冷藏环境下，病毒存活时间是较长的。新京报断章取义式的标题是非常容易引起恐慌的。
新京报“我们视频”禁言处置后，网络上几乎出现了一面倒戈的局面。微博上一个博主发起的投票，“你如何看待新京报微博账号被查处”。1.2万人投票，1万人选择“活该，众望所归”。尽管投票不能代表所有受众的意见，但也很反映大部分受众对于新京报的态度了。
但新京报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也有过辉煌的时刻。在报业的黄金时代2003年，新京报由南方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业集团共同创办。因为开创了跨地域办报、央媒与地方媒体联合办报的先河，被誉为“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笼络了当时最优秀的中国报业管理团队和记者团队。
这么多年里，新京报的优质报道也不在少数，其中以深度报道尤为见长，几乎每年都有堪称专业主义标杆的深度报道问世。比如2004年的《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调查》，2005年的《陕西凤翔“易子而杀”事件始末》，2007年的《12名童工的死亡记录》……
随着纸媒的逐渐衰落，报业逐渐走起了下坡路，深度报道日渐凋零，但新京报仍然顶着巨大的压力不断输出优秀的作品。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新京报还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和创新能力，它是在纸媒危机的时代里最早具有转型意识，并建立起新媒体矩阵的那批中的一个，其中微信矩阵就包括了30个公众号。而在2016年上线的“我们视频”，它的子栏目《局面》在江歌案等事件的报道中也起到了推动揭示真相的关键角色。
接下来，我再简单举几个新京报全媒体矩阵所生产的优秀作品：
1、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故。
新京报连续七天把头版给了天津爆炸事件。在头七当天操作的《无人生还的消防队》，报道了消防支队五大队无人生还的悲惨消息。通过及时报道事态变化，深入调查灾难原因和伤害，以及面对灾难时的人的故事，用全景、犀利的报道倒逼真相。
2、2016年，河北保定坠井儿童救援事件。
新京报“我们视频”的记者在现场进行了107个小时不间断的直播。既有救援挖掘、志愿者及家属民众的实拍画面，也有追问、连线等诸多形式的采访融合，同时利用航拍短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来辅助叙述施救过程，累计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000万，同步、可信、完整又富有悬念，呈现出全面、专业的播出效果，体现了新京报的人文关怀和专业素养。
3、2017年，15岁自闭少年之死。
新京报记者追踪月余，锐意突破，悄悄拍下死亡名单，潜入殡仪馆验尸查证，逐一坐实抚养中心49天死亡20人的骇人真相。前后四篇报道，全链条还原地方救助体系失守的关键环节，层层推进，一气呵成，拷问整个社会救助体系，最终推动全国范围内救助站外托养中心的整改。
4、2018年，泰国普吉岛沉船事件
5、2019年，响水爆炸
响水爆炸发生后，新京报紧急派出深度调查记者和精锐摄影记者，通过一系列深度报道、言论报道、摄影图片报道准确报道灾难实况，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赞誉和认同。新京报还推出了关于该事件的系列评论，分别从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角度反思“响水爆炸案”，做出了深度和理性反思，以严肃为基，彰显人文关怀。
而如今时移世易，沧海桑田，当年的报业先锋怎么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仔细琢磨了一下，终于搞清楚了原因：压死骆驼的不是一根稻草，而是一根又一根稻草……
首先是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在关于重庆万州公交坠江案的稿件中，新京报的报道带有明显倾向性，使用了很多标签化的词语。例如：“女司机”“逆行”，这两个词看似在客观描写案发现场的情况，但是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是把事故责任直接引向了女司机。
接着是成都警察打死司机事件。2017年3月14日晚，成都发生一起车祸。无牌肇事车横冲直闯后被警察拦下，新京报描述三名警察打死肇事司机。事实上是警察在控制肇事司机的时候，发现肇事司机身体存在异常，叫来120进行救治，无效后死亡。新京报在报道中写的是警察将肇事司机打死。
还有汤兰兰事件。2018年1月31日，《新京报》就汤兰兰事件发表评论《被全家“性侵”的女孩，不能就这么“失联”着》，该评论因曝光了汤兰兰写的举报信及其户籍信息而被网民大规模批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给公众留下记忆的事件，比如采访慰安妇暴露受访者真名等。讲真，把事情连起来一想，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了，想洗白也没脸了——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新京报》吗？？
确实，新闻在如今的市场上是很艰难。新媒体和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流量市场的规则打响了所有媒体的流量战。新京报在这种压力之下选择丢掉了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权威性、公信力等方面的原有优势，开始在眼球经济中与新媒体竞争噱头、话题度和标题党。它选择了他们本不擅长，也不应当擅长的技能。
从新京报的“失误”报道中，我们既能看到在制造噱头、制造故事的意识下出现的标题党和对立叙事，也能看到他们摘取片段内容传递偏颇信息的不严谨。当记者或媒体从业人员为了获取更多眼球而放弃社会责任担当时，就已经离媒介“社会公器”的定位越来越远了。
要知道，媒体的信誉资本要积累起来需要经年累月地冲锋、呕心沥血地报道，但是只要有一次不慎，辛苦积累的信誉资本就会大量流失。今天《新京报》遭遇的，不仅仅是国家审查的危机，还是媒介公信力的危机。国家部门只能下架它的一个产品，但是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这个媒体品牌就失去了价值与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