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钛媒体一篇指控某地官员巧取豪夺，勒索公司股份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随后，当地政府回应称，该企业在此前已经停产四年欠债数亿。从目前看，其中是非曲直，还有待更多事实浮出水面，不过，一个老话题重新被再次讨论：高新企业是否适合落户三线城市，创业能不能出得了山海关？

2016年10月18日，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告诫东北官员：“网上有一种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可千万不能让这种说法变成现实啊!”由此，投资不出山海关变为一个热门话题。再后来，这个话题进一步演变为：创业适合去欠发达的三四线城镇吗？

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是一个伪命题。

创业，特别是互联网创业，本身就一定得在一个国家经济最发达、人才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中国也不多，即众所周知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或许现在再加个杭州。那么，创业不出山海关，创业不出玉门关，与创业去纽约、去硅谷，不去底特律、不去小石城是一样的。是创业行为对经济地理分布的一种应对，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必然。

不过，换一个角度，这种说法，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人类长期发展中由经验而形成的习惯、道德、观念、习俗、礼仪等等，是无形的。外在制度则是包含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法律、社会制度等等，是条文化的，可执行的制度。制度经济学认为，两者一同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直接作用于经济的外在制度，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与内在制度相适应。比如，司法系统是否和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习俗相适应，决定了法律能否有效的实施；同样的，营商环境，去了相关规定，最终取决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毕竟，白字黑字的规则不能自己执行自己，仍然需要依靠人去执行，而且，在规则禁止条款之外，始终会存在权力自由量裁的范围。这些自由量裁的行为，以及老百姓对这些行为的反馈，才是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真实面目。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布局，东北是重工业基地，计划经济色彩重。长期的国企主导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伴随计划经济、大投资而滋生的官本位、裙带关系，缺乏契约精神与规则意识，市场、商业氛围相对较淡。在这样的一个官本位的熟人社会，创业需要打点的关系更多，不能专心做事，自然发展更难。实际上，这并非东北一地的问题。在这里，山海关，不仅指东北，而是泛指中西部地区，甚至除了广州沿海、江浙沪、北京几个城市带之外的一切广袤的中国。

在这广阔的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塑造了不同的人。一个在北上广深的一个基层公务员会觉得，某些事情不能做，过分了，而当他真的做了，会激怒老百姓。而在中国的另一些地区，一个基层的公务员做出同样的行为，却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而当地老百姓也会觉得无非惯例而已。

前不久，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公安局门口，协警拦住了轿车，让公安局门口的车先出来。这个举动，或者并无不对。最后，也是公安局出来的车先停下来让行。可是，这位开车的上海市民却不干了，他认为，这是下班的私车，不是执行公务，不应该具有优先通过权，于是下车和协警理论，态度激烈，然后传到网上。最后，上海的公安部门出面回应。

暂且不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这位市民能够依据规则想到，公车与公务员的私车的不同，并作出激烈的反应，所谓世道人心，所谓内部制度，正在于此。而换做另一个地方，“为公安局出来的车让行”则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对于一个地区的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那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一个地区优秀的营商环境，依赖的正是这些源于观念的行为。北上广深更好的环境，正在于当地官员、基层公务员与民众的观念以及行为。在电影《海洋饼干》这样描述走出大萧条阴影的美国人：“最终，复苏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坝、道路、桥梁、公园、隧道，或那些年所建造的成千上万的公共建设，而是种更无形的东西。”

所以，一个地区要发展经济、吸引投资、吸引创业，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制度的制约，还有那些世道人心。从这个角度，中国仍然需要要契约意识、权利意识、商业文明、市场意识、乃至公民权利意识去冲击多年计划经济对人们的影响。更直接的说，光是精简各种规则制度还不行，还必须在公民头脑中，把政府的权力精简掉。

这何其之难，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