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我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那一年，学校加了英语课，英语老师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每节英语课，她都会用播音员一样好听的音调教我们唱英文歌，谁最先学会谁就能离开教室去操场疯玩。

我总是第一个跑去操场的小孩。

有第一个就有最后一个，班上一个叫陈青青的女孩，从来都没有在英文课上获得外出的权利。确切地说，她在每一节课上都不会获得除了挨骂之外的任何权利。

她比我们都大，从上一级留级到了我们班。

可能在她的眼里我们不过是一群乳臭未干的臭毛孩子，故而除却游戏的时间她鲜少与我们讲话。当然，她也从不和老师讲话。

小学的固定的两大必完成作业是语文和数学，我是课代表，每天早上一来，先领着同学做早读，早读完收了作业统计出谁没有交，再屁颠屁颠将作业和名单报给老师。

在那个学生们争先恐后得A的三年级，陈青青从来没有按时交过作业。

一开始，老师还会问她问什么不写作业，她自然是不予回应的痞样子。后来，老师干脆懒得问，但凡她没交作业，二话不说，罚站。

这节课站不够下节课站，总之你不写作业，那就罚站吧。

罚站了一阵，她还是不交。并且在她的带领下，班里出现了好几个不交作业的同学。

这下可惹恼了老师，她一声令下，每一天都要统计不交作业的人、没完成的作业数量。

第一天没写，打十个大板；第二天没写，连同第一天的一起，打二十个；第三天还不写，连同前三天的一起打三十个……以此类推。

毫无疑问，我就是那个统计谁没交作业的人。

起先，大家以为老师就是说说，故而没有在意，于是在颁布了“惩罚令”的第二天，班上有十五个同学被依此叫到讲台上挨了打。

第二天，人少了一些；第一周过完，不交作业的就剩了几个人，其中就有陈青青。

第二周，她还是一次作业也不交。

第三周，一如往常。在这几周内，我享受着不同同学偷偷跑到我这里求情，让我不要将他告发的“权利的快感”，享受着那跟随特权而来的“高高在上”的错觉。

与此同时，我们班上的同学也在一起，用稚嫩的双眼目睹着每天课堂上固定上演的戏码：不交作业，打；再不交，继续打。

每个人都鼓足了劲儿，嘻嘻哈哈地笑着，踌躇满志又扭曲地看着这一幕幕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大家都乐此不疲而又兴致高昂。

到了月末，老师说要进行月底清算，把这个月没打完的一次打完。

那一节课的前二十分钟都是在打陈青青的过程中度过的，她还是不交作业，并且拒绝悔改，最后一个上台的她欠下了大概二百多下的板子。

老师瞪红了眼，打断了一根戒尺，又让她趴在长条凳子上，拿扫把抽她的屁股。

后来，老师打累了，但还有六十多下没有打。

他问，有没有谁愿意上来打的？有的举手。

男生们争先恐后地举起了手，其中不乏少数人高马大的女生。每个人都跃跃欲试，仿佛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个自己家族从古至今的世仇，恨不得立即将她碎尸万段才能获得快感。

没有人记得就在昨天下午，陈青青还和我们一起在操场上跳着猴皮筋；没有人记得就在今天早上，我们还被陈青青无意间说的一句话逗得哈哈大笑；没有人记得，我们都是同伴，都是孩子。

没有人对此觉得有任何不妥，甚至是我也不例外。

也没有人觉得面红耳赤的老师有什么不妥，即使他昨天还抱着我去够黑板上写的很高的文字。

那天，四个男孩各打了陈青青十几下之后，这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陈青青。

我只在家长们满脸嫌弃的目光与言语中了解到，陈青青的父母早年就过世了，她跟着年纪大的奶奶一起生活。
老人身体不好，全靠陈青青一个人照顾，也没多少钱，祖孙俩窝在母子楼最角落的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我再不知陈青青的去向，只是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跑去那个传说中她和她奶奶相依为命的角落看了看，那里早已经没人住了，一只野狗，毫无生气地窝在那里，连叫都懒得叫一声。

十七年了，我以为我早已经忘了陈青青这个人，忘了曾经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

可事实是，我以为的，只不过是我以为，并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个并不会随着我的个人意志而改变的世界之上。

十七年后，我越来越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经历的不是玩笑，而是真正可怕的校园暴力。

那个时候我们欠缺的，不是努力的方向，而是对于同伴最应该发自内心的宽待理解与一句最微不足道却又力量无穷的：对不起。

我再没见过陈青青，我想，如果我能够再次见到她，我一定要对她说一声，对不起。

十七年了，陈青青，我还欠你一句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