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鸡奸”到“酷儿”,千年来人们如何看待同性之爱?
赵四儿
2017-01-07
过去同性恋如行了可憎之事,总要把他们治死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这种“危险感情”也开始发生变化...

1967年,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通过了“同性除罪化法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英国同性恋就是犯罪。为了纪念男同合法化50周年,泰特不列颠将在2017年4月5日起展出“英国酷儿艺术”,展出从1861年到1967年间与男同、女同、双性恋、跨性别者以及性别疑惑者(LGBTQ)有关的艺术作品。虽然今时不同往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爱同性或异性都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显然这个过程十分漫长。


▲西蒙·所罗门,米蒂利尼花园中的萨福与埃里纳(Simeon Solomon, Sappho and


在我眼里,坐在你对面的男人,就像天神,

他亲密地聆听,你的甜蜜的声音,你的絮语,

那诱人的笑声,使我的心急剧地跳动。

——萨福 抒情诗

这首诗的作者是上图中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诗中,她看着自己爱的女孩跟对面的男人欢声笑语,却无能为力。在古希腊开放的性观念下,更常见的是男同性恋。当时不管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地区都盛行同性之爱。在好战的斯巴达民族中,战士间的爱情是凝聚一支队伍的重要力量。但这种开放到中世纪就此结束。


▲古希腊壁画中的酒宴上的同性情侣

《圣经》中认为,男人之间“行了可憎之事,总要把他们治死。所以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对同性恋者的敌意有增无减。在5世纪的西罗马帝国,同性恋要被处以火刑;8世纪的勃艮第,同性恋要被判十年刑;英国的同性恋曾被活埋;直到18世纪,法国的同性恋还是可能被烧死……而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被十分难听的称为“鸡奸”(sodomy)。


▲英国伦敦纽盖特监狱外的行刑现场

走近你,我在火刑柱上燃烧

然而远离你——是你赠与我的死亡。

——米开朗基罗

奥斯卡·王尔德,1895年因“严重猥亵罪”被监禁。1873年,拉斐尔前派艺术家西蒙·所罗门(Simeon Solomon)在一间公共厕所因“鸡奸罪”被捕,从此无法再回到以往的社交圈,开始成为被上流社会孤立的人。


▲西蒙·所罗门,给女士们讲故事的年轻人(Simeon Solomon,A Youth Relatin

19世纪,在现代精神病理学兴起以后,一些学者开始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天生的生理缺陷”,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都是心理疾病造成的,于是从“道德沦丧”的罪名中脱身开来的同性恋者又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



英国男同的社会认可

你,我钟爱的情妇兼情郎,
你有女性的温柔心肠,却不会花心荡漾……
——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20)

进入二十世纪后,拥有不同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人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今天“酷儿艺术展”所纪念的是1967年英国性犯罪法案通过,这只是上世纪英国男同取得法律、社会认同过程中的一部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英国仍有两千多人因同性性行为犯罪而被起诉,其中近半被起诉者都被判处监禁。但接下来的几年中,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1957年,提出成年同性自愿性行为法律不该介入,应属私人道德领域;

·1967年,英国《性犯罪法案》通过,同性自愿私下性行为除罪化;

·1998年,人权法案规定,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

·2000年,同性性行为的合法年龄减至 16岁,与异性一样;

·2004年11月,英国民事伴侣法案获得批准;

·2005年12月,该法案生效,规范同性登记伴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酷儿”:自由的性别与性向

“酷儿”是queer的音译,原本是西方对同性恋者的蔑称,有“怪异”、“与众不同”之意。但后来,性激进者却带着反讽的意味用这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理论。

“酷儿”,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男同、女同、双性恋、跨性别者以及性别疑惑者(LGBTQ)。



▲南·戈丁,出租车中的米斯蒂和吉米·宝莱特(Nan Goldin, 'Misty and Jimmy Paulette in a taxi, NYC' 1991)
这一理论试图与异性恋霸权抗衡,认同这一理论的人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是完全可以分离的。

没有所谓“正确”,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社会性别与性取向时都完全自由;同时,生理与社会性别不同的人也有完全的自由选择是否要做变性手术。

“英国酷儿艺术:1861-1967”


▲大卫·霍克尼,模特与未完成的自画像(David Hockney’s Model with Unfi

凉夜里我最爱的人躺在我身边,
与我同覆一衾。
沉静中,秋月里,
他的脸庞贴近我。
他的手臂轻轻停靠在我胸膛——
这一夜我很幸福。
——沃尔特·惠特曼《菖蒲》

在本次泰特不列颠的“英国酷儿艺术”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奥斯卡·王尔德两年监狱生活带来的低迷,也会看到拉斐尔前派西蒙·所罗门被逮捕后被朋友抛弃的毁灭。但更多的,是一个欢乐、幸福的群体美丽而平静的日常生活。


▲埃塞尔·桑兹(Ethel Sands) Tea with Sickert, c.1911-12

包括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约翰·辛格尔·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朵拉·卡灵顿(Dora Carrington)、埃塞尔·桑兹(Ethel Sands)以及基思·沃恩(Keith Vaughan)等艺术家的作品都会出现在展览中,带我们一起探索那个“与众不同=遭人非议”的时代。


▲弗朗西斯·培根、大卫·霍克尼和邓肯·格兰特

泰特毫不避讳的在展览标题中用了“酷儿”这个词,这是受已故导演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的启发,他曾说这个词用起来是一种释放,十分过瘾。


▲邓肯·格兰特,沐浴(Bathing by Duncan Grant, 1911)

这场展览将会直击当今社会中仍有争论的敏感问题:性取向与性别认同。在这里,将会发现更多开放性的答案。而策展人克莱尔·巴洛(Clare Barlow)希望这是一个献给所有人的展览——异性恋者可能会看到一个与他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艺术家,而“酷儿”们将会看到他们自己的传统。


▲大卫·霍克尼,Peter Getting Out of Nick’s Pool, 1966

另一种声音:“酷儿”展是个错误

虽然这场展览在“酷儿”平权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在英国独立报的一篇评论中,认为这场展览完全就是一个错误:

“这场展览真的是一次纪念吗?还是又一次提醒我们性向与性别认同的分歧仍然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把大批同性恋艺术家聚集在一个展览中,好像他们的性向让他们成为一个特别的群体,这十分值得质疑。”


▲朵拉·卡灵顿,有山的西班牙风景 (Dora Carrington,Spanish Landscap

而在独立报的采访中,一些同性恋者也表示了对这场展览的反感:

“虽然这个展览在同性文化的历史上是一次突破,但是这让我们感到自己只是被丢在一个贴了‘GAY’标签的盒子里。作品的主题可能关乎性、城市、**等等——只是艺术家碰巧是同性恋者而已。”

“与传统大师相比,大卫·霍克尼作品中的约克郡风景是另一种对色彩与透视的重组——这些作品很棒,但它们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大卫·霍克尼是个gay。”


▲大卫·霍克尼 Portrait of an Artist Pool with Two Figure

这场展览可以说是关注“酷儿”群体,但也可以说是对这种称谓的另一种放大。从另一个侧面也在告诉我们,“酷儿”在今天依然在被特殊看待。如果真的已经到了平权实现的那一天,“酷儿”这样的称号,应该也就不存在了吧……


▲朵拉·卡灵顿,Watendlath的农场 (Dora Carrington,Farm at Wat


▲情侣或挚友 Love a-la-mode, or two dear friends, The We
「英国酷儿艺术1861-1967」
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
泰特不列颠美术馆
2017年4月5日至10月1日
文字参考:英国卫报《Queer British Art show leads Tate 2017 programme》、独立报《The Tate Gallery is wrong to put on a ‘queer’ art exhibition》,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原婷婷《关于同性婚姻立法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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